跨越唐古拉：比宗教先行的是商品

　　我們進到崗尖茶館的時候，一桌子人正在打麻將。我表明了來意，想去牧民家採訪。沱沱河兩邊30～300公里兩邊都有牧民，走一段公路後還要拐到便道上，才能到牧區。最近的就是扎西家。扎西上來就直勾勾看著我問:“你給多少錢？”“30公里麼，在你家住一晚明早你再送我回到這個茶館，一百塊錢怎樣？”“太少了，要兩百。”
圖片：青藏公路和青藏鐵路相伴而行攝影：關海彤

　　“兩百？我從格爾木包出租車上來才1公里1塊錢，我再付給你吃飯的錢，一百塊錢也很多了。”

　　“吃飯，在我們家，不要錢。到我們家，明天你想什麼時候回來，我就送你回來。一共兩百塊錢。”

　　怎麼說也沒用，一分錢也不降，看著天色將晚，格爾木來的出租車司機、一圈兒藏民都看著我。“好，就這樣，走吧。”我還能怎麼辦呢。

　　我後來知道，扎西看起來熟練的討價還價實在並非他的油滑，並非他多麼善於和金錢打交道。在長年累月商品交流被迫的推動下，扎西這些唐古拉原住民們只是獲得另一種維持生存底線的本領而已，和他們與生俱來的放牧技巧沒什麼兩樣。

　　而這個變化，從解放前，甚至更早就已經開始了。

　　1954年王貴作為18軍一個參謀入藏的時候驚訝於一個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轉型的社會所具有的所有細節。“解放前，西藏的沙石公路僅有3華里，那是從達賴的羅布林卡到他的布達拉宮的一段路程。那時，十三世達賴有3部汽車:兩輛‘奧斯汀’，一輛‘道奇’。這些汽車都是從印度開到西藏邊境，然後拆成零件再由苦力和犛牛翻山越嶺馱到拉薩，再組裝起來的。”“那個時候的西藏可能是世界上最富庶同時又最貧窮的地方。”王貴說，這個地方富有金銀，而大眾的生活必需品又十分貧乏。底層人民搜集到的金銀都被大人物消耗了，上層社會成了龐大的蓄水池，這個遼闊地區的所有財富通過千萬條渠道流向那裡。這樣一來，錢幣囤積在特殊階級的私宅裡，另一方面生活必需品只能以高價購買，由於這種資本的混亂，大部分人陷入可怕的貧困。

　　他說，當時他查看過《西藏經濟史》，有這方面記載:“1788年，1石米從雅安運至拉薩，需銀26兩;1791年，軍糧從內地運至西藏，每石需價30餘兩;若從藏地採辦，每石糧食不過3兩。”

　　這樣的價格高企只有一小部分的原因能歸結為“運輸成本”，在一個物資極度短缺的社會，任何消費品都奇貨可居。只要有勇氣和冒險精神，就能獵取財富。富有投機色彩的商業行為層出不窮，“首先為青藏鋪路的是物資匱乏。這種失衡打開了需求之門，才有人敢冒著生命危險翻越唐古拉山”。

　　是“商路”帶動了宗教和文化的傳播。西寧塔爾寺的格桑師傅告訴我，“藏語裡面的‘土路’、‘便道’叫‘叢愣’，藏語的意思就是‘來來往往的商人走出的一條路’。和青藏公路平行，有很多這樣的路，雖然已經沒人走了，但你仔細看，路面的痕跡相當明顯”。

　　我在塔爾寺還遇到了一位80歲的喇嘛叫更登巴桑，他一共進藏7次，最早一次是22歲，3次到拉薩朝拜都是跟著別人的商隊。他說，當時很多做買賣的老闆組織一個商隊販一些藥、茶葉和布匹去拉薩，都會到塔爾寺找一些年輕的想去拉薩朝聖喇嘛同行，順路幫他們打工卸貨，“因為相比較之下，出家人更讓人信任，更重要的原因，是唐古拉山往北一帶，土匪出沒頻繁，有僧人同行，商隊逃過劫難的可能性要大些。即使貨物被劫，有喇嘛在，土匪一般不會殺人”。

　　1940年農曆九月份，更登巴桑和一個商隊三四十人從西寧出發，越嶺進入西藏的地方應該是原來的那個“唐古拉山口”。更登巴桑說，到西藏一共用了三個半月時間，老闆支付給他30塊大洋的工資，按照物價比照的感覺，更登巴桑認為這筆錢相當於現在人民幣1到2萬元。可見一支商隊只要能順利將貨物運到拉薩，獲利的豐厚。更登巴桑回憶說，他第一次見到布達拉宮激動得不得了，那時候布達拉宮還不是天天開放，一個星期或者一個月只開放幾天，他在拉薩住了八九天才等到去布達拉宮朝拜的機會，“我把30塊大洋的一半多都捐給了寺廟。不過，活佛和‘格西’(高僧)一個也沒看到，他們都是不能隨便見的”。

　　應該正是這些陸陸續續的商隊首先發現了居住在唐古拉無人區的牧民，並和他們進行交易，交易的規模也逐漸變大。唐古拉鄉一村的村民仁青今年52歲，他對我說，他小時候經常有一些到拉薩的商隊在他們家過夜，有些商隊規模小，知道很難再往前走，把東西賣給他們之後就回青海。後來甘肅、四川專門過來一些人挑著扁擔進山做生意，一家一家轉。“他們每次來一定要把東西賣完才走，通常是到誰家就住在誰家，多的時候會呆上一個月。”仁青說，最受歡迎的商品是衣服、鞋子和香煙，那些不帶煙嘴的老牌子香煙“哈德門”、“白芙蓉”還有青海產的“芒果煙”銷得最快。

　　挑扁擔的買賣三四年就結束了。仁青說，這些生意人開始在沱沱河的運輸站合夥租下一間房子，開始在外面擺攤做生意。從1980年開始，沱沱河的人氣越來越旺，那些散攤變成了有門面的商店。因為交通條件的改觀，這些外地來的人更喜歡用商品直接跟他們交換牛羊，然後用車販回去——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他們只有使用錢幣。

　　沱沱河岸邊慢慢變成一大片淺灰色和白色的房屋建築群。路旁依次出現水文站、商店、飯店、旅店、汽車站，後街還有郵局、小學、氣象站、地質隊、鄉政府(當年是公社)辦事機構、汽油站、兵站等。商店門面不大，但貨種齊全，漢族售貨員也會說一口流利的藏話。他們還用犛牛把商品直接運到偏遠牧區，被牧民稱為“犛牛商店”。後來，又開了幾家酒店、茶座，比如我們碰到扎西的那家“崗尖茶館”。

　　“他們以祖先的姿勢坐在那裡”

　　扎西的姐夫辛襄和老婆的摩托車趕上來了。原來是摔了一跤，辛襄的50塊錢買來的二手、不知真假的North Face的袖子都摔破了。還好沒什麼大事。

　　離開了沱沱河，還是單調的高原景色，這裡海拔雖高，四千七八百米左右，但相對高度低，像丘陵的景色，一個連著一個起伏的小山包，看著頂多也就一二百米高。

　　在109國道3182公里處，摩托車終於左拐彎駛上了便道。所謂便道不到100米就結束了，沒有路了，只有沿著車轍印向前開。摩托車左突右閃，顛簸得很厲害，草也就一包煙那麼高，稀稀疏疏的，僅僅稍微有些綠色。經過一條河道，其中只有細細的幾股流水，摩托車加大馬力，衝上岸去。

　　扎西指給我看“到那個山就到了”，眼前是遠遠近近起起落落的地形，沒見牛羊也沒見帳篷，我想，問也問不明白，就哦哦地答應。我正懷疑，是不是他的漢語的問題，或是他對距離沒有概念，這要顛到什麼時候去啊。過了一個小坡，下面展現出河灘來，兩頂帳篷在河邊，煙囪裡都冒著青煙，原來這就是那個“山”，一下子就到了。

　　扎西和他姐姐兩家共有70多頭犛牛，300多隻羊，在這個夏季牧場裡他們要呆到9月再回到冬季牧場，那裡有固定的石頭房。

　　扎西夫婦有一個6歲的孩子，他姐姐勝木措家共5口人，他們的老父親在這兩個帳篷裡輪流住著。他們每月下山兩三次，來買些酒和方便面等，這次扎西還給他父親買了雙皮鞋。老人很高興。他的父親叫“東東”，這個名字像小孩的，但也就是這兩個音。聽說我們是北京來的，他高興地告訴我他年輕的時候到過北京見過毛主席。

　　“那是‘文革’的時候去串聯到北京吧？”我問。

　　“就是，到北京見的毛主席。”

　　“那時你怎麼去的北京？”

　　“就是，去北京見了毛主席。”

　　對話又陷入那個困境了。

　　唐古拉山上的風季很長，季風很大，牧民們往往在颶風稍歇的早晨和黃昏放牧。雖然他們現在也能從沱沱河的集市打聽到一些外面的新鮮事，但這和他們早出晚歸的放牧相比，都無足輕重。他們更多的生活，和山上的季風一樣，年年一成不變。仁青告訴我，牧事活動全由季節支配。藏歷元月(公歷二、三月)產羔季節，他們要徹夜守候在牛羊圈裡;四月初三擠奶節;四月中旬抓山羊絨，五月中旬抓牛絨;七月底八月初剪綿羊毛，藏歷十月冬宰。

　　晚上20點鐘，太陽落山了。勝木措的兩個女兒，12歲的七朋草和10歲的剛拉，趕著70多頭犛牛回來了，全家人忙了起來，一隻一隻的把犛牛拴在釘在地上的繩索上。扎西6歲的兒子丹珠林珠也去幫忙，小丹珠只能對付牛犢。就一支煙的功夫，70多頭犛牛就都拴好了。

　　我們回到扎西的帳篷，發現了入侵者，一隻肥壯的白羊拱開了我的包，正在吃裡面的麵包和司機給的烙餅，差不多都吃光了，扎西直跺腳，指揮幾個小孩把羊推搡了出去。我們忙著說沒關係。扎西憤怒地表示明天要殺了它，然後轉頭對我做了個鬼臉。我開始喜歡這傢伙了。雖然我這摩的費有點高，但這路也不是一般的難走，最近油價也一直在漲……總之，我原諒他了。

　　仁青說，唐古拉山的牧民通常更看重牛犢和綿羊，而瞧不起長得不好看的山羊，認為它們又調皮搗蛋，肉不太好吃，皮子也不太好用。天黑了，我們都在勝木措的帳篷裡，她丈夫辛襄熱情地招待我，從地上拎起一隻風乾的羊腿遞到我面前。他們大人小孩都用小刀片下一塊塊肉來放在嘴裡嚼，吃得很香，我仔細端詳這只風塵僕僕的生羊腿，心想以前在拉薩吃過生的醬牛肉，這東西也不會差到哪去。沒想到肉片一入口，難以咬動，什麼味道也沒有。

　　仁青說，他們在山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去沱沱河附近的一家寺廟燒酥油燈。像扎西這樣離得近的牧民也許每天都會帶2斤油去拜佛，離得遠的人家要跑幾十公里路，往往會一個月去一次。格桑師傅告訴我:“這些不大的寺廟原來也有牧場，有差戶，收入可觀。但支出也是驚人的。舉行上百號喇嘛參加的傳召大會經費開支標準為:供品酥油538克(西藏計量單位每克28斤)，青稞192克，糌粑192克;喇嘛生活所需為:酥油423克，茶葉320塊，大米1915升，糌粑650升，殺活牛15頭，酸奶480桶，用於佈施錢200個占木多(約合當時人民幣700元)。”“不過現在這些小寺廟的收入來源少了很多。”

　　擊碎這種漫不經心、一成不變的高原生活的，往往只有突如其來的災害。比如，1985年秋季的大雪封山，對仁青和扎西前輩們的財產和生活是摧毀性的。

　　“10月17日、18日、19日，大雪下了40多個小時。唐古拉山以北地區積雪厚達一米。好多藏民的東西出不來，一連幾個月。那一年，唐古拉山區的救援是最困難的，因為上山下山比其他地方都不方便，又遇上下雪堵車。我們團派教導隊隊長去救人，手指頭給凍掉了。”經歷過這場災害的格拉管線團大校姚志祥回憶說，當時牧民都在山區、牧場，燃料儲備在遙遠的“冬窩子”裡，牛羊沒草吃，西藏不出產草，都是地皮草，大雪一封，牛羊就找不到吃的，野驢野羊都跑到公路邊上看著來往的車輛，等著掉些米粒糧草。也有的就啃吃死去牛羊的內臟。部隊路過的時候把睡覺用的草氈子全部拿出來餵牛羊。公路到處是雪，根本看不到路，隨時有翻車的事發生。一場雪一過就像一場戰爭一樣全部掃平了，公路兩邊都是牲畜的屍體，看著非常慘，“15萬平方公里的無人區，牲畜死了將近300萬頭。西藏地方歷史檔案中，唐古拉山遭受較大雪災記錄在案的有50餘起。有時甚至整個部落蕩然無存”。

　　第二天早上6點半，扎西全家人都起來了。有的去擠牛奶，有的拾牛糞。這一天是辛襄的兒子才仁彭措和女兒剛拉去放牛。他們背上一瓶奶子和一隻羊腿，這是他們一天的糧食，把犛牛趕上了山坡。太陽已經升起來了，月亮還在空中，才仁彭措和剛拉解下了繫在腰上的拋石帶，撿起塊小石子，啪的一聲響落，小石子迅疾地打在亂跑的犛牛背上，隊伍漸漸成形，越走越遠。

原文出自：三聯生活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