嘛呢堆：今生來世的路標

　　山石是靈魂重要的寄居物。由於神靈的寄居，石頭便有了神性。藏人把這樣的石堆看成戰神的城堡，要在上面插長箭等武器，以及動物的頭顱、骨骼和毛髮，作為獻給神的祭品。
　石頭是藏人獨有的一種心靈語言。人通過它和山水交談，將外在的風景化為內在的心境，同時也把冷峻的高原變成了熟悉的、可以讓人“詩意地棲居”的家園。 

     石頭壘起的高原

    藏區廣袤的大地上有太多的石頭。甚至可以說，藏區就是一個充滿石頭的世界。尤其在西藏的中部，滿眼皆是灰褐色或灰白色的石山，綿延不絕的礫石灘，以及從石頭風化而來的沙土。

　　這片石頭的世界並非悄無聲息。人們千百年的行走和勞作，改變了高原的面貌，使之由外在於人的地理景觀，轉變為與人的生活、生命及幻想密切相關的一種存在。在藏人看來，自然景觀與其中的山石草木、飛禽走獸等各種事物，並不是與人的精神相對立的無生命的存在，它們會以靈魂（藏語：拉）寄居的方式與人產生聯繫。某個人，某個家族，甚至某個民族的靈魂，都會與大地上特定的地點或生物密切相連，並以其作為寄居體。

　　山石也是靈魂重要的寄居物。由於神靈的寄居，石頭便有了神性。早在考古學所說的石器時代，細石器工具、石砌建築、石棺葬等，便標明了青藏高原古文化的特徵。邁進文明的門檻之後，第一代王者聶赤贊普居住的第一座宮殿雍布拉康，就是一座建在石山頂上的石砌城堡。如今在藏區，以石頭為材料的民居、寺院、宮殿、莊園、堡壘以及各種石質的宗教象徵物仍比比皆是，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在道路兩邊和山口壘起的石堆。

　　藏人把這樣的石堆看成戰神的城堡，要在上面插長箭等武器，以及動物的頭顱、骨骼和毛髮，作為獻給神的祭品。這些石砌的物體與同樣顏色的石山、石崖、石洞緊緊嵌在一起，既相異，又相像，構成自然風景與人文風景相襯映的景觀。 

    高高聳起的立石被認為是支撐天穹的柱子、固定大地的釘子，因而也被用來代表神靈和家庭的力量——“這裡的實質思想仍然是‘高度’、‘升高’或‘豎立’的同一觀念，真實高度並不計算在內。與石堆和聖山相聯繫的神分別叫做‘山頂上的神’、‘地神’、‘男神’或‘戰神’，它們同樣也佔據人的頭頂、肩膀、堅強的頭盔和屋頂上。”

　　石刻是藏地石頭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遍佈青藏高原的大小石頭，因為有了圖畫的附著，而從灰色的地理環境中凸顯出來，成為人與自然對話的標誌。西藏石刻最早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紀的一個盛夏。當時，吐蕃王朝第32代贊普(王)松贊干布為選擇新的王都，來到拉薩河畔。當他下河沐浴時，見水中放出燦爛毫光。光芒投射到一塊岩石上，顯出六字大明真言：om ma-nipad-me hum。即刻又如彩虹降臨，在對面岩石上顯出觀世音、空行母和馬頭明王諸佛身像。松贊干布得此吉兆，遂於拉薩河谷建立新城。從此，石刻便成了西藏最常見的藝術表達形式，成為藏人獨有的一種心靈語言。 

    刻石經的依柯

　　石刻所耗費的人力物力很大，每本石頭“經書”要刻二十五天左右，用掉整整一拖拉機的石片。

    當地刻石人依柯說，石頭是從不遠處拉來的，那是一家農場，現在專門開採石頭供刻經的人用，一拖拉機石片要價30元人民幣。哪家要刻經書，哪家出錢去買石頭，備辦齊了，就請依柯這樣的藝人來鐫刻。

　　發願刻石的緣由，多因家中有人生病、亡故，或諸事不吉利，需先到寺廟找喇嘛卜算，選定要刻的咒文、經書或佛像種類，買好石料，再請匠師。從事石刻的工匠可謂形形色色，有世代以此為業的，也有臨時出家的。依柯是前一類人的代表。

　　“我除開種種莊稼外，全部精力都投在刻石經上面。我們這裡，每年因為家事外事不順，發願來刻經的人很多。少的時候一年刻五六本經書，多的時候要刻十來本。大概算算，每本經書要刻25天左右，要用掉整整一拖拉機的石片。石頭要挑崖子上比較軟的、不容易破碎的那些，硬的刻不動。刻完一本經書，能收入450塊錢。一年下來，幾千塊錢還是有的。”

　　另一類刻石人是半道出家的手藝人，並不一定有什麼家傳，只是因為家境不好，自身有難，或者與佛法結緣，發願以此為業，以祛災積德。他們往往獨自漂泊，有的則攜妻兒老小雲遊四方，走一路，刻一路，成了專職的朝聖者。在拉薩幾個主要的刻經地點，如磨盤山、布達拉宮轉經牆、色拉寺、哲蚌寺等處，都能見到這樣的人。他們不像依柯，沒有固定的收入，也沒有固定的住所，只要碰到適合施展技藝，又能找到施主的地方，便安頓下來，在路旁、巖下搭一座帳篷，擺開家什刻上十天半月。

　　在一個全民信仰佛教的世界裡，他們是給他人帶來福運的宗教藝術家。轉經的人路過他們身邊，總會施捨一點錢。如有人家專門請求刻經，便能得到些微收入。至於吃喝，更是極其簡單的事情：隨身帶著木碗，皮口袋裡裝著糌粑、酥油、奶渣和風乾肉，只要架起三角石，燒一鍋開水，打一桶茶，就算把飯吃了。在流浪的生活中，他們每日每時都以刻石積累功德，所以能在艱苦困頓的時候，保持著心頭的快樂和平靜。 

    今生來世的路標

　　依柯用的工具，真是非常簡單，一把鎯頭、幾根鏨子足矣。他刻的內容也很單純：一種是整部經書“唐多”，刻在薄薄的石板或石片上，刻好的石板叫“洞結”。另一種為神佛的造像，還有一種便是人人皆知的“六字真言”。這六字真言是觀世音的大明咒，為藏地石刻最常見的題材。

　　據佛經所言，雪域藏地，原來頗多妖孽為害，無量光佛為了利益這裡的眾生，化身為美妙如意的觀音降臨，開示大明心咒，救度眾生有情。六字真言在身、語、意三密之中為意密的一種，是佛、菩薩所說秘密語，真實而不虛妄，故謂之“真善”。它以咒語發聲的力量與宇宙萬物溝通，與自我的內心溝通，擁有巨大的威力。而以六字真言為內容的石刻，卻把聲音的象徵轉化為圖形的象徵，將其設置在循環的轉經道上。當口誦真言緩緩行走的朝聖者與此石刻相遇，音、畫在剎那間相互輝映，會給人極大的震撼。

　　經書是依柯最常刻的。相比之下，刻佛像的機會不算多。但神佛造像是藏區石刻中異常豐富多彩的一類。其中有刻在石塊上的，也有刻在崖壁上的。據近年考古學者的統計，僅在西藏自治區境內的摩崖造像便有30餘處，數萬多尊，內容包括佛、菩薩、羅漢、護法神、高僧、弟子、法王、動物等。造像最集中的地方要數拉薩藥王山。此山與布達拉宮所在的紅山互為犄角，藥王山為金剛手的道場，紅山則是觀世音的道場，它們如同兩扇石門，扼住進入拉薩的大道。

　　藥王山的南緣有一線陡壁，正適合摩崖雕刻。公元7世紀松贊干布遷都，見拉薩河對岸岩石顯出六字真言和佛像，於是命尼泊爾工匠鑿刻成形，便是藥王山摩崖造像的最早記載。從那以後，這座岩石上已經刻了五千多尊神佛，大的高達數層樓房，小的一個巴掌就能蓋住。但西藏最大的石刻還不在藥王山，而是在拉薩城外一個叫做尼塘的地方。當你乘車離開貢嘎機場前往拉薩，走到半路就會看見赫然矗立在水塘邊的“尼塘大佛”。這是刻在山崖上的一尊高浮雕，身穿赤紅袈裟，泰然端坐，通高近十米。此佛像造型粗獷樸拙，反能顯示其雍容大度。這種以簡樸手法表現佛祖心性的匠意，可以說是相當高明的。

　　無論嘛呢堆、石經牆還是摩崖造像，都是作為一種“路標”或“地標”而存在，被安置於旅行和轉經的山口、路口和拐彎處。從實用的意義來講，它們可以為旅人指示前進的方向，標明行走的路線。這在人煙稀少、地域遼闊的高原，是非常必要的。除了幾條主要的交通幹線以外，廣袤的藏區缺少真正的道路。藏人自古並不使用牛車和馬車，也很少修築道路，長途跋涉就靠兩條腿，或以騎馬代步。所以，凡是走到看不見路的地帶，就會出現一簇簇的石堆，一個接一個，向山頂，或向天際線伸展而去。它們是行路者經年累月，一人一塊石子堆起來的。

　　然而，石頭的地標在實用之外還具有更重要的意義。那些標誌著地貌轉折的山脊、埡口，只有同人的行跡相互交叉的時刻，才會引發有關文化的想像，並轉化為宗教和藝術的象徵。我在拉薩居住的一年裡，曾多次追隨遠方來的朝聖者繞城轉經。他們中有很多人是第一次到拉薩，卻知道應當在何處走上柏油馬路，在何處拐進狹窄的小巷，沿著千百年未曾改變的朝聖小道，繞行拉薩的各處聖跡。

　　他們依據的路標，便是沿途的嘛呢堆、藥王山摩崖造像、布達拉宮石經牆和哲蚌、色拉、大昭、小昭等各大寺院外圍的岩石雕刻。散佈在全藏區的宗教石刻，雖然只是偌大天地之中微小的質點，卻處處標誌著人的精神行跡，以點代面地佔據了廣大的自然空間，從地理環境中凸顯出人與其他生命相互聯繫的本質。通過石頭的語言，人能夠和周圍的山水交談，與它們認同，從而將外在的風景化為內在的心境，把野生的世界轉化為文化的世界。同時，也把一個陌生而冷漠的高原，變成了熟悉的、可以讓人“詩意地棲居”的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