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紹：約瑟夫·洛克 Joseph F.Rock

在20世紀20年代不到10年的時間裡，洛克在中國的西南邊疆拍攝了兩萬多張照片，這些變遷中的歷史圖景，現在大多已蕩然無存，在保留中國西南自然生態的原始圖像與邊民的社會生活畫面方面，這一成就後人根本就沒機會去實現。

     從四處流浪的植物學家到漏洞百出的地理學者

     約瑟夫·洛克有著傳奇般的人生經歷。1884年洛克生於維也納一個僕人的家庭，他6歲喪母，13歲開始自學漢語，18歲開始在歐洲各地流浪，隨後又在北美和加勒比海等地漂泊，1907年他到了夏威夷，在不到12年的時間裡，自學成才的他從夏威夷森林與國土部門的一個植物採集員成為一個一流的植物學家，並在夏威夷大學任植物學教授。此外，這個怪才還精通匈牙利語、法語、拉丁語、希臘語和漢語等語言。

    1922年2月洛克受美國農業部派遣，來中國雲南尋找抗病毒的栗子樹種。這是他渴望已久的第一次中國之行。自鴉片戰爭以後，動植物資源豐富的中國西南邊疆便成為了西方探險家的“樂園”，英，法，俄等國的植物學家紛紛到這裡來分一杯羹。洛克在這方面的“職業素養”自然也毫不遜色。當時美國農業部的大衛·費樂德告訴美國《國家地理》雜誌洛克正巧在雲南考察，《國家地理》雜誌於是同意為1923年2月洛克在雲南的探險活動提供必要的資金。在《國家地理》雜誌的資助下，在短短幾個月內洛克就收集了60000件植物標本、1600件鳥類標本和60件哺乳動物標本。

    但使洛克聞名遐邇的，還是他給《國家地理》寫的那些文章。這些文章雖然都是洛克的“副產品”，但每篇稿酬高達1500美元。這些文章都有一個基本的背景：雄奇壯麗的自然風光，土匪滋擾層出不窮，貧困的邊陲之地，土司與活佛的故事，一個奇特的與現代文明社會相隔絕的世界。從洛克的行文來看，既動人心魄又虎頭蛇尾，難怪《國家地理》雜誌的編輯對他的文章曾經大加指責：“缺少想像力，不能給人一個完整的印象，而且隨心所欲，毫無章法，廢話連篇，不知所云。”經常需要重新改寫，作為一位裝備一流的職業探險家，他缺乏最基本的地理測繪常識和訓練，繪製的地圖粗枝大葉。但這就是這位業餘水平的地圖繪製者，抗戰時期曾為美國國防部地圖署工作，為駝峰航線的開闢做出過巨大貢獻。

    洛克對山峰高度的測量曾屢屢漏洞百出，從來沒有正確過一次，在1930年的美國《國家地理》雜誌中，洛克聲稱位於青海的阿尼瑪卿山高29661英尺，比珠穆朗瑪峰還高，70年代我國的地理學家終於確立了阿尼瑪卿山的高度只有6282米（20730英尺），比起珠峰的8848米（29198英尺）實在可稱得上是個小弟弟。以至於美國國家地理雜誌社的編輯再也不敢輕信洛克後來的那些“偉大的地理發現”，如1930年2月27日，他又給《國家地理》發電報，稱“明雅貢嘎山為世界最高峰，高30250英尺”可是到1930年10月這個數字又縮了水，縮為25600英尺，但仍比實際高度高出許多，作為一個地理探險家，沒有配備經緯儀是令人不可思議的，難怪有人說，洛克是用沸點溫度計、無液氣壓計、測角器、稜鏡羅盤和自己的想像來測量山峰高度的。

    更讓該雜誌社深惡痛絕的是，1927年，洛克帶兩個納西族助手到華盛頓學動物標本的製作，但洛克卻屢屢干擾助手的學習，甚至帶他們坐飛機在華盛頓的上空一覽秋色。另一方面，洛克也常常對雜誌社改變“他文章的意思”大發雷霆，雙方的舌戰從來沒有間斷過。

    倒是該雜誌社的助理編輯格雷夫斯說過一句公道話：“洛克是世界上最好的攝影師之一，是一位成果豐碩的探險家和地理學者，但同時也是一個最壞脾氣的人。”1928年，洛克在木裡的貢嘎嶺為該雜誌拍攝的彩色照片就有243張，黑白照片有503張，此外還採集了700件鳥類標本。1929年的貢嘎山之行他為美國農業部採集了317種植物，單是杜鵑花一項就有163種，共計30000件植物標本，1703件鳥類標本，為地理雜誌攝制了900張彩色照片，1800張黑白照片，而且大部分的照片都是在條件艱苦的野外沖洗，特別是5乘7寸的彩色玻璃板。在20世紀20年代不到10年的時間裡，洛克在中國的西南邊疆拍攝了兩萬多張照片，這些變遷中的歷史圖景，現在大多已蕩然無存，在保留中國西南自然生態的原始圖像與邊民的社會生活畫面方面，這一成就後人根本就沒機會去實現。

   從自戀而虛榮的假“博士”到奢侈的探險家

    洛克最大的成就也許還在於與當地的軍閥和土司頭人搞好關係，這是他一切探險活動的基本保障，不管走到哪裡，他都自稱為“洛克博士”。有證據表明，為了取得大學的教職，他曾偽造過維也納大學的學歷，儘管從未取得過正式的學位、得到過榮譽學位的他對“博士”這個頭銜是多麼地洋洋自得。洛克在雲南的地理探險完全集中在20世紀20年代不到10年的時間。從時間上來說，他比金登·沃德和喬治·弗瑞斯特等植物學家和其他如法國的亨利·奧爾良等四方冒險家要晚，另外，從地域上來說，範圍也主要限於滇西北，而英國的H·R·戴維斯少校在1894至1900年間曾四次到雲南進行徒步考察，行程數千公里，對雲南的地理與風土人情瞭如指掌。金登·沃德和戴維斯少校早在洛克之前就探訪過木裡，洛克明明知道這一點，但膨脹的虛榮心卻忍不住為自己貼金，在給美國《國家地理》雜誌編輯吉爾伯·特格多斯文的信中他曾自豪和避實就虛地寫道，“沒有一個白人在2月末月蝕時曾踏足過木裡王國。”虛榮心很大程度上與他的白人至上主義有關，只要是白人沒有去過的地方。阿尼瑪卿山坐落在黃河上遊的拐角處，顧影自憐的洛克在那裡情不自禁地寫道：“自創世以來，從沒有白人站在這個地方”。這也許是那個時代所有西方地理與人文發現所具有的共同特徵。另一方面，這個有著優越感的白人卻幾乎無法與大多數白人朋友們和平共處，每次與白人朋友同行都是不歡而散。

圖片：約瑟夫·洛克（Joseph F.Rock 1884－1962）

在那時的雲南，除了一條搖搖晃晃的滇越鐵路外，自古以來惟一能在高原上暢通無阻的交通工具便是馬幫，對於西方讀者來說，洛克的馬幫之旅為他們展現了一個神秘的領域。30年代曾與洛克一起在雲南旅行過的埃德加·斯諾有過這樣的感慨：“馬幫，這是一個令人心醉的字眼，這蘊藏著神秘，蘊藏著不可知的推動力。”洛克的與眾不同之處，在於他常常攜帶文明社會最基本的生存方式，這對於野外生活則顯得過於奢侈，斯諾曾寫道：“洛克習慣於野外生活，他有種種巧妙的設備，可以幫助一個孤寂的漫遊者忘記卻自己已經遠離家室，遠離親人，遠離美味佳餚。他有許多天才的發明，如折疊椅、折疊桌、折疊浴缸、熱水瓶等等。無怪乎他所到之處，當地人敬畏之餘無不把他看作一位外國的王爺。我本人能側身於他的侍從之列也深感榮辛……這種生活確有一種樂趣，現在我才理解了洛克對這種生活的熱愛，率領著自己的馬幫，享受著一種特殊的激動人心的責任感，因為你對你的手下人和你自己的生命要負責任，日出之前的一個小時出發，在朦朧的朝霧中騎馬前進，徒步爬山，爬得你四肢筋疲力盡，在日落時分到達一個從未見過的河谷，不知道晚上在什麼樣的房間鋪床睡覺，別的什麼也不指望，只想安安穩穩地睡上這好不容易才掙得的一覺。這些都是最簡單最原始的需要，但滿足這些需要後所得到的興奮和激動，卻是那些常年居住在城裡，只和大馬路打交道的人永遠感受不到的”。

毫無疑問，洛克在雲南的行走最初是以掠奪植物的商業目的為出發點的，當獵奇的目光掃過自然的風光和土著居民原始的生活狀態時，他敏銳地認識到，這正是西方媒體所需要的“商業素材”，他掙到了錢，出了風頭。而當他發現當地的民族文化所蘊藏的無窮魅力時，便請求《國家地理》雜誌資助對納西東巴文獻的研究，但該雜誌所關心的更多的只是讀者的趣味和文章圖片所帶來的商業價值，而洛克的要求與這一切卻背道而馳，於是斷然拒絕了洛克的請求。此時，採集植物這項工作也到了“狡兔死，走狗烹”的時候，洛克與美國農業部、哈佛植物園的合作關係即不歡而散，這使洛克十分恨透了西方工業社會的冷酷與無情。儘管中國政局動盪，民不聊生，但與歐洲殘酷的現代戰爭機器相比，洛克認為中國的土匪和軍閥所進行的戰爭是業餘水平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遙遠的雲南仍算得上是和平的樂園。

圖片：約瑟夫·洛克在雪山玉湖村的故居

30年代初，洛克已完全沒有了收入的來源，然而卻義無反顧地變賣所有家產，帶上所有用來養老的積蓄回到他曾咒罵不已的中國西南邊疆，從此，他與賴以謀生的植物學分道揚鑣，全身心地投入對納西文化的研究。30年代後，洛克大部分時間居住在昆明，為尋找民族研究的相關資料，他一次又一次地外出旅行，漫遊北京、上海、成都、南京等地，有時也回歐洲和美國。旅行是他的生活方式，有時這種生活方式的代價會變得不可思議，1936年2月3日，陽光明媚，洛克這天自己包租了一架中國航空公司的飛機“昆明號”從雲南府飛到了麗江，在麗江停留幾個小時，也沒有什麼特別的理由，只是為了在空中俯瞰高山和大地。抗日時期，洛克曾慫恿駝峰航線的美軍飛行員帶他穿越虎跳峽，並說虎跳峽只有12米寬，（現在的虎跳峽最狹窄的地方都有27至30米）並下命令低飛拍照，該飛行員後來回憶說，幸好當時刮起了大風沒有低飛，不然洛克這傢伙準會讓他們送命。

    從傲慢的白人中心主義者進化到孤獨的文化相對論者

    探險家的生活方式令他選擇了獨身，然而令他備感孤獨的卻是他所從事的研究工作，沒有人能理解他所做的一切，這項工作使他耗盡心血，經濟上陷於破產的邊緣，年老多病的他常常感到絕望，洛克常常在日記寫道：“今天，我有一種說不出的孤獨”。30年代末，他時常想到自殺，為了防止自殺，他曾要求美國住昆明領事保羅·邁勒幫他保管手槍。斯諾說他是樂天精神與孤獨性格的奇妙結合，在經歷悲觀與絕望後，他往往很快會恢復過來。

    洛克深知，在社會文化激烈的變遷中，一些古老的傳統文化正在消失，他的研究對保存這些東西至關重要，在研究納西文化的過程中，孤獨的洛克也找到了自己的歸宿，1947年《中國西南的古納西王國》在經歷重重的劫難後終於出版，在該書的前言中，洛克深情地寫道：“當我在這部書中描述納西人的領域時，逝去的一切又一幕幕地重現在我的眼前，那麼美麗的自然景觀，那麼多不可思議的奇妙森林和鮮花，那些友好的部落，那些風雨跋涉的年月和那些伴隨我走過漫漫旅途，結下深厚友誼的納西朋友，都將永遠銘記在我一生最幸福的回憶中”。

圖片：約瑟夫·洛克在四川稻城

    洛克十分同情西南的少數民族在舊社會所遭受的蹂躪和歧視，1949年，在麗江的洛克終於看到了：“紅色政權解放了各民族的人民，並宣佈他們具有與漢人同樣的權利”。但是作為“帝國主義分子”的他則不得不離開中國，此時的他為研究納西文化已經傾家蕩產，晚年的他只有靠朋友們接濟生活，為了能使專著出版，他不得不先後變賣最後的“財產”——數千卷東巴經書。洛克繼繼續續停留在中國的27年間，經他的手收集的有8000多本東巴經書，後來分別收藏在歐美的各大圖書館。解放後，流落在麗江民間的東巴經書作為封建迷信的毒草被焚燒殆盡，而那些美麗的森林也在60年代崛起的森工企業的電鋸下一片片地消失。今天，當我們再來評判洛克的功過是非時，難免不留下絲絲苦澀回憶。

    洛克所走過的文化之旅不但改變了他的生活，也改變了他的文化觀，獨來獨往的他在臨終前曾感歎到：“我曾經遭遇了許多無法想像的困難。那時候到處都無和平可言，一個國家要把自己的價值觀念強加於另一個國家。我所經歷的磨難和憂傷不勝枚舉：“諸如土匪的騷擾，艱難的長途跋涉，戰爭年代，原子彈爆炸，通貨膨脹，霍亂，以及載有我翻譯納西手稿的輪船被日本軍艦擊沉在印度洋”。與早年的白人中心主義不同，晚年的洛克反對把外來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強加於任何一個民族，對於西方宗教在中國西南邊疆的傳播，洛克始終沒有好感，他反對所有外來文化對這一區域的“污染”，這種觀點有時甚至十分偏激和憤世嫉俗，洛克在《納西人的生活與文化》裡冷嘲熱諷道：“在把納西轉變為信奉基督教方面，新教和天主教的傳教士們都沒有取得任何成功。沒有納西人願意為外國傳教士工作或參加他們的聚會。在麗江只有一個新教傳教團，他屬於聖靈基督教的變體。他們僱用四川的鴉片煙酒鬼作為助手，或僱用被西藏人半遺棄的懶惰的流浪漢。這些人一天之內就成了基督徒，過段時間又是喇嘛教信徒”。洛克又說：“納西的生活娛樂很少，他們反對傳教士干涉他們的家庭生活，以及違反他們非常謙和的生活娛樂。他們被告誡不飲酒，不抽煙，也不跳舞。納西是一個溫良謙和的民族，具有比大多數白種人更高的道德標準。”

    可以這麼說，《消失的地平線》的作者希爾頓東方式的香格里拉幻景存在於西方文化的價值核心之中，在洛克看來：在美麗的自然風光中，土著文化才是真正的精髓，在遺作《納西語英語百科全書》的序言中，他曾這樣動情地寫道：“我真正要感激的是那些納西祭師，正是他們慢慢地打破了其隱匿的古老傳統，耐心地開始教授我，在長達20年的時間裡，讓我進入他們神聖的祭儀，進而揭開了存儲在經書中的宗教內涵的珍貴價值。用這種文字，納西人勾畫出了他們的內部生活：自然界的力量激發著他們的情感，生與死的永恆主題，浪漫的愛情故事，他們對自然界的態度，自然哲理令人畏懼的力量使得他們與數不勝數的邪惡生靈搏鬥——魔鬼、精靈、鬼怪，甚至是大小神靈。他們與神靈息息相通，並與激發出他們的想像力與大自然和諧相處”。從白人中心主義者進化到文化相對論者，這也許正是洛克與許多到過雲南的外國人的不同之處。

    這個西方人心靈的歸宿是雲南麗江，對於他來說，這不單是一個生活的恬靜家園，同時也是他的精神家園，50年代他在夏威夷病重住院期間，此時的他已不可能回到中國，在給友人的信中他寫道：“如果一切順利的話，我會重返麗江完成我的工作……我寧願死在那風景優美的山上也不願孤獨地呆在四面白壁的病房裡等待上帝的召喚”。1962年12月5日，洛克終於在夏威夷走完了他孤獨的人生之旅。在他活著的時候和逝去的很長一段時間裡，他在人類學方面的成就並未被美國人類學界的主流所接受，其專著也只有歐洲才得以出版，這個孤獨者留下的只是一本又一本的專著，而在他的墓碑上只寫著這樣簡單的幾行字：

    約瑟夫·F·洛克博士
    植物學家——探險家
    1884——1962

圖片/資料來源：National Geographic 中國國家地理